产权市场要围绕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加速碳达峰和碳中和进程

中国已经宣布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简称30/60目标），这是我国携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我们知道碳排放达峰是实现碳中和的基础和前提，是碳排放量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据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数据，目前全球已经有54个国家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40%，其中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中国、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家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届时全球将有58个国家实现碳排放达峰，占全球碳排放量的60%，因此中国在不到10年时间内实现碳达峰对全球而言意义重大，同时也面临着空前巨大的国际压力。

中国要早日实现碳达峰就要求经济实现系统性转型，其重中之重是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将燃煤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减少，这将面临关闭、改造燃煤发电厂，甚至不审批新设燃煤电厂，否则中国的碳减排将面临巨大挑战。但是我国在今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中表示，将继续推动“清洁和高效利用煤炭”，并且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可见中国兼顾发展的减排措施必定是运用多种能源转化机制实现整体目标，除了投入大量资金发展绿色能源、创新节能技术、升级生产要素来调整能源结构以外，还要配合完善的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才能实现全社会的高产出、低排放发展目标。预计今年6月底，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启动运营，以“碳排放权”这种限量性配额交易为主的市场化强制减排机制就是重要的市场机制建设，然而未来从兼顾发展的角度也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以“生态资源权益”指标为主的自愿碳中和交易机制，这两个方面的市场机制都将从不同维度对碳达峰作出贡献。

一、中国产业发展面临碳成本挑战

在国家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的过程中必须要从时间、空间和要素的维度上对碳达峰目标进行分解，其中产业转移和省际间社会分工与发展阶段差异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过去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让要素聚集且成本低廉的东南沿海成为经济发达地区，根据相关机构测算，江苏、广东、河北、山东等地都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省。而西北华北地区以能源重化工产业为代表的省份为东南地区提供了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和产品的同时，也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经济代价，例如建筑行业的钢铁和水泥就是高碳行业之一，而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行业的减排首先要从低碳钢铁和低碳水泥开始。在碳达峰时间表和任务量已经明确定义的前提下，此类原材料生产集中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压力必将转化成为一种必备的生产要素，为各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发展成本。因此，相比于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经济总量、地方财力和居民收入普遍偏低的中西部地区更是面临巨大的挑战，甚至会滞后其碳达峰时间表。

由此看来，中国未来的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必须要围绕碳减排推动一场生产要素的成本革命，它涉及到通过市场化机制应用实现各类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通过产业升级实现单位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比最大目标，维持长期的资本投入实现绿色生态环境修复、改造和升级，以及积极构建产业数字化平台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等问题。因为碳减排成本控制不仅关系着整个国家的碳达峰目标，更关系着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全国各行各业都应当在国家制定碳达峰行动方案的同时，着手建立每个行业、每个地区以至于每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策略目标体系，制定出目标体系中每个方面的可量化绩效指标，这样才有望实现我们基于发展的碳达峰目标。

二、西北区域以生态换发展的潜力巨大

在经济低碳转型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可能对特定商品价格产生重大影响，形成区域性和行业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要考虑低碳甚至负碳资产的培育和积累，除了绿色能源的应用替代至关重要以外，生态资源的有益补充也不容忽视，必竟“重点排放单位可以购买经过核证并登记的温室气体削减排放量，用于抵销一定比例的碳排放配额清缴”。2021年4月8日，内蒙古森工集团林业碳汇（VCS）26万吨减排量在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转让，这是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林区完成的第6笔林业碳汇交易，据内蒙古森工集团新闻公布的数据，大兴安岭生态功能区面积10.67万平公里，其中森林蓄积量为9.4亿立方米，按照每生长一立方米林木，平均吸收固定1.83吨二氧化碳计算，林区森林碳汇总储量约17.2亿吨，加上森林年净生长量2000万立方米以上，森林蓄积和碳汇储量增长潜力巨大。2020年5月11日，青海省林业局也向壳牌能源（中国）有限公司交付了第一笔林业碳汇（VCS），实施了省内河湟地区林业碳汇核证减排量共计25.46万吨。此外，广西、贵州、内蒙古的赤峰等地区也都有林业碳汇资源开发项目启动和成功实施。

根据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政府将积极支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设，这就为产权市场开拓“绿化责任增量指标交易、清水增量责任指标交易、森林覆盖率资源权益指标交易”指明了方向，表明除了碳排放权、碳汇、水权等已经开发的环境权益之外，还可以挖掘、创新出一系列生态权益交易品种。这么看来中国西北地区，无论从地理空间广袤程度、生态环境改善需要还是扶贫脱困的现实要求，都是未来我国森林、草原、水域等生态资源开发的富积地区，极有可能产生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就绿色生态资源的对冲交易。例如自“国家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工程范围覆盖了中国西部、北部、东北和西南以及中部的18个省、市、自治区，并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的国有重点森工企业和长江、黄河中上游地区生态地位重要的地方森工企业、国有和集体林场，中央财政持续20多年对于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投入应该已超过4000亿元，未来将让更多的森林生态资源权益成为上述地区置换碳排放成本的重要筹码，而且很显然供给越多、成本越低，需求自然也会越大。在国内碳减排量已成为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生产要素的未来10到40年内，大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将再次汇聚前所未有的丰富生态资源，必将成为中国绿色发展的基本保证和本区域经济增长的全新动力之一。

三、产权市场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构建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平台是一个以制度建设为基础的系统工程，包括资源确权登记、生态权益价值评估、碳中和方法学开发、权益指标交易管理等多方面的制度设计。我们以碳汇交易为例来说明问题。碳汇交易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一种虚拟权益交易。既可以用于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时，采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造林以增加碳汇来抵消碳排放的国际交易，也可以是国内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实施的碳中和国内交易，这与设计中生态权益指标交易有极大的共通性。

我们不难发现，围绕碳汇权益的相关要素交易涉及的面非常广泛，加上重点集中在国有林场的绿色生产要素更是构成国有资产和权益的主体，而国有资产公开阳光交易是基本要求。这恰好符合了国有资产“应进必进、能进则进、进则规范、操作透明”的进场交易原则，而现有产权市场自然就应当仁不让地成为承接碳汇权益交易业务的主体市场。各地森林工业企业在传统意义上都是一个特殊的国有企业，在以工业产值为考核重点的时代，其经济价值在以木材为原料的加工工业中并不突出，甚至是普遍较低的。而在全新的发展格局下，当其储碳价值成为促进碳中和的最重要途径时，当其经过多年积累形成的生态权益成为重要发展指标时，森林工业将成为许多无法通过技术改造实现减排的传统产业的全新发展路径。以此类推，欠发达地区广阔的农田、草原、湖泊、湿地甚至沙漠都可以成为生态权益指标交易的基地。

在全球走向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新科技、新生态和新产业的发展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基于想象力的创新发展问题，我们不能让传统思维限制了我们创新发展的想象力。产权市场是以创新为灵魂的要素配置机制，目前基于平台化商业模式的兴起，我们应当依托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战略，以生态资源权益为中心打通国内、国际市场服务体系，用数字化方式和大数据联接工业、农业、服务业领域的相关需求，甚至将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各类消费场景也融入到生态权益交易当中，不断孕育出未来生态权益要素交易的新品种、新业态、新模式和新路径，最终以产权市场的力量也来推动30/60目标早日实现。